上篇blog我就是讲讲自己不高兴的事，然后让大家高兴高兴。一个多月之前的事了，学生也早离开我们实验室了。现在觉得还是挺搞笑的。我一直是弱智儿童快乐多。

今天再讲俩故事。

1. 最近看到某国人的英文名字叫：Coffeski Xianglov. 我被震撼了一下。

2. 听说一男生草坪上点蜡烛求婚成功。多么激动，多么感人啊！

1. 老板丈夫的Howard Hughes的grant丢了。现在HHMI主要支持high-throughput和translational research了。

2. 暑期带了个希腊男做实验。按下希腊男对我发飙种种不表，我就来说说希腊男passive aggressive事情一件。

话说我教希腊男挑虫子。这虫子表型不太好认，尤其是虫子年轻的时候。我给希腊男说，我挑俩你看看，你努力挑，明天咱再确认一下。没料到那天我挑虫子的pick不好使，虫子受刺激太大，躺那儿不动了。希腊男看到后说:"Ji, did you kill the worm?" 一般情况下，虫子耍耍赖，过不了一会看没人理也就又活蹦乱跳了。于是我顺口说到:"No, don’t worry. It will recover."

第二天星期六，希腊男要来确认虫子表型。他上午去，我下午要再去帮他确认一下。没想到盘子上希腊男留下一行字:"I told you, you killed it!!!" 请大家注意，三个感叹号，我一个没少。有图有真相。当时我深刻感觉到，有个能照相的手机多么重要。

周一，我想知道他是不是在逗我玩。俺问希腊男写那句话啥意思。希腊男很严肃地对我说:"Nothing. I just wanted to tell you it was dead." 他真没在开玩笑。

有些写得不一定准确，但有的观点挺有意思。

Quote

韩毓海：曼哈顿的秘密

纽约大学在曼哈顿的百老汇大街上，往北徒步二十分钟是第五大道，往南徒步二十分钟是华尔街。下午跑步锻炼身体，经常遇到游客打听帝国大厦怎么走，回答就是“请跟我来”，因为我跑步的起点是位于八街上的华盛顿广场，再以第五大道与三十四街交汇处的帝国大厦为转折点折返。住在曼哈顿这种地方，其实只能以阿甘那种自虐的方式来锻炼身体，即如同被狗撵着一般在大街上跑动不止。
　　帝国大厦(Empire State Building)建于1930-1931年的经济大萧条时期，作为刺激就业的凯恩斯主义危机应对政策之一，帝国大厦与同时开工的洛克菲勒中心为当时的几十万人提供了就业岗位，也创造了“十天建十层”的摩天大楼建筑史上的神话，但建成之后帝国大厦却曾空置多年，成为中看不中用的摆设，直到1933年好莱坞大片里的金刚被撵得爬上去又掉下来，帝国大厦管理者终于找到了媒体时代里新的生财之道。由于位于华尔街入口处的世贸中心大厦已在9·11中灰飞烟灭，帝国大厦依然是今天纽约的最高建筑，至今它已接待了一亿五千万游客爬上爬下，真不知道大家都争先恐后急着上去干什么。
　　当然，比建筑神话更神奇的事情，说出来只怕大家不信：好像事先接到了上帝、白宫或者拉登其中一个通风报信的秘密电话一般，世贸中心大厦的那位拥有者、超级大款Larry ASilverstein不早不晚，恰好是在9·11之前一个月，——给世贸中心上了三十五亿美元的巨额保险，也就是说，三十五亿美元的巨额保单刚刚生效，这世贸中心就祸从天降般自我爆炸了。而与此同时，9·11发生前一天，美国航空股被大举抛售，交易量比头一天增加了十一倍，今天看来，甚至傻子也该在事后想一想，9·11发生前一天抛售航空股的先知如果不是上帝的话，那一定是另有其人。
　　当然，绝大多数善良淳朴的美国人民事后都没有往这里想，而是轻而易举地被布什总统的慷慨陈词忽悠到伊拉克战争那个大泥坑中。这当然不是说世贸大厦就是开发商自己炸的，换上王石、潘石屹这帮猛人或许还真没这个胆子。但如果要说曼哈顿的大款们连这点气魄都没有，那你就实在是看贬了美利坚，看小了曼哈顿。
　　2002年秋天，我曾经在上海遇到过一位中国的超级富豪，他的一席话如今想来依然值得玩味。他说：从房地产商的角度看，毛泽东完成了“拆迁”，邓小平完成了“征地”，剩下的就是“盖楼、装修”而已——搞房地产的都知道，拆迁比建楼难，因此，如果没有毛泽东闹革命造成的城市土地国有化，你就是在城市里动一寸土都得流血，更不要说搞什么奥运会了，所以今天搞房地产的，第一个最应该感谢的人就是毛泽东。——我想说这些话的人的学术水平，肯定大大超过了各类胡言乱语的经济学家。这再次表明：书生——包括学院里的经济学教授，眼光肯定高不过真正的资本家，而用另一位纽约超级富豪廖子光先生的话来说，当今中国大陆的经济学家们若来纽约曼哈顿做生意，一定会赔得底儿掉，这位廖子光是洛克菲勒投资委员会的理事，据说是少数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赚到钱的纽约投资家之一。不过在我看来，说学院里的资本主义吹鼓手都不过是鼠目寸光纸上谈兵，这一点恐怕中美两国皆然。
　　开发商们要建楼当然首先就要拆迁，拆迁自然包括要炸楼，旧的不去新的自然不来，这其实根本没什么可奇怪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许多文化人却好像商量好了似的，都从房地产开发商和拆迁行动中认出了资本主义的原初面相，在波德莱尔和尼采，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就是“创造性的破坏”或者“在破坏中创造”，而开发商的品质就是酒神迪奥尼索斯精神的对象化：不破不立，不打碎鸡蛋就不能煎蛋饼，这就叫“现代性的逻辑”。在卢卡契和马歇尔，伯尔曼那里，第一个资本家开发商的原型就是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为了未来的发展蓝图，浮士德无情地推平了海边一对恩爱老夫妻的小屋。最终，对经济学家熊彼特而言，企业家正是迪奥尼索斯和浮士德生下的英雄子孙，为了推动社会和技术的创新，他们无情地发动经济危机，以将千百万人投入苦海的方式来毁灭“旧的生产方式”。多年以来，一些小资产阶级的学者们一直力图用“现代性的矛盾”这个暧昧不明的词将企业家阶级打扮成“浮士德式的悲剧英雄”，并自作多情地认为这些“酒神般”的英雄们在创造了现代新世界的同时，却给自己的心灵留下了一片荒漠或者“荒原”，因而只能通过在夜深人静时胡作非为以及支持现代艺术来为心灵的荒漠、荒原提供慰藉。这就是为什么，学院里或者学者们嘴里的资本主义总是带着“现代主义”、现代性这顶高雅的桂冠。
　　纽约号称现代主义艺术之都，但对于什么是现代主义，能说清楚的人实在不多。纽约大学东亚系的老系主任罗伯特·摩西(RobertMoses)大概算是研究纽约现代艺术的鼻祖之一，早在年轻时代研究二战后纽约的建筑与文化的名著中，摩西就指出：“西方现代主义关于浮士德的神话根本不是真的，‘现代主义’和‘现代性’这些说法也只不过是软弱的知识分子的幻觉”，在罗伯特，摩西看来，所谓“发展的荒漠”、所谓精神的孤独感，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自我”之心度他人之腹的自作多情，因为这种“浮士德式精神的荒漠”，实际上一天也没有存在于那些叫作“开发商”的心狠手辣者的心灵里，真正的“发展荒漠”其实只存在于两手空空走向黑暗的失业者、失地者和第三世界老百姓的现实处境中。
　　八十高龄的老摩西是个奇人，他每天坚持徒步走到位于百老汇大街的办公室，闭门工作九小时以上。除了以研究现代主义闻名之外，摩西教授还是《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译者，也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译者，他是翻译家，版本考订学家。不过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主要该算是个“经学家”。第一次承他教诲，就是关于马克思的著作版本问题——说出来大家也许还是不一定相信：今天我们看到的《资本论》其实应该叫《论资本》，它只是马克思《资本论》的一个小部分，马克思的《资本论》原本的写作计划是，第一部分叫《论资本》，第二部分《论地产》，第三部分《论工资劳动》，第四部分《论国家》，第五部分《论国际贸易》，第六部分《论世界市场及其危机》。而现在公开出版的三卷《资本论》，实际上仅仅是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部分即《论资本》的“编辑版”。马克思活着的时候自己看着出版的，其实也只有第一部分的第一卷，后两卷分别是由恩格斯和考茨基这两位“亲密战友”，在马克思身后争作马克思遗产代理人，通过整理、编辑马克思的手稿而出版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所谓《资本论》“原文”，其实只不过是个“残篇的残篇”，充其量仅仅只是全书的理论导论部分而已，而且主要部分还不是马克思自己编的。
　　对老摩西来说，真正的“马克思秘密”，就是那些据说被封存在德国一个小城博物馆中的大批马克思从未出版的手稿——关于这个世界，关于资本主义的最终命运，马克思究竟写了什么?是什么迫使某个强大的势力对这些残稿如此恐惧，从而不得不将其长期囚禁封存，以防其得见天日?在摩西看来，这个强大的势力既包括马克思的敌人，也包括马克思的继承人，特别是他的思想的整理者、编辑者和遗产管理人。“人们通过编辑马克思的方式埋葬或者掩埋了马克思”——老摩西说，这就是雅克·德里达在他临终前的著作《马克思的幽灵们》中要揭示的一个惊心动魄，但又尽人皆知的秘密。于是，当前保卫马克思遗产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打破“马克思的著作和遗产已经客观全面地存在那里了”的假相，回到断章残简的马克思，回到马克思那些“未完成的著作”。
　　老摩西最近在写一部重读毛著的书。在他座无虚席的“重读毛泽东著作”课的讲坛上，老摩西先从“发展”与“平等”这现代世界的两大主题——或者说先从这两个词的起源和历史沿革说起：自由、平等和博爱是启蒙的理想，而“发展”却是1945年之后才出现的新目标。尽管如此，1945年以来，人们却普遍相信平等与发展并行不悖，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三十年为例，就是相信“越平等就越发展”，而后三十年中国人则是相信越“发展”就越“平等”，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今天，是“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要求我们去重读毛泽东主席的著作，特别是要求我们回到毛泽东那些“未完成的著作”，包括发掘和重读毛主席未发表和未经整理的谈话、文稿和“残篇”。今天的中国最需要的是“尊马读经”、“尊毛读经”而不是什么“尊孔读经”，——而不“读经”怎么尊马?离开了马克思的原著，我们又到哪里去寻找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所谓“读经”，就是考订文本，解释文本，一个字一句话，老老实实读下来，以这样的方式与马克思和毛一起思考下去，因为“揭发这个世界的秘密”与“破译导师们的残章”实际上是一个同步的过程。
　　毫不夸张地说，对于我这个初来乍到者而言，进入纽约大学东亚系位于百老汇大街的教学大楼，特别是进入东亚系老系主任摩西、现任系主任张旭东、历史学家丽贝卡，卡尔座无虚席的课堂，第一感觉仿佛就是回到了延安时代的“抗大”和“马列学院”一般。
　　而最令摩西老头不忿的一件事，是纽约大学的中国中心邀请某前中国文化高官演讲，不料此前高等文官口吐莲花讴歌林肯、华盛顿之余，终没忘记口吐白沫大骂毛泽东为秦始皇，老摩西忍无可忍，当场奚落道：老夫可以原谅您对林肯、华盛顿一窍不通，但不可原谅的是，您竟然忘了毛泽东就是您自己的华盛顿和林肯!勃然退场的老摩西还没忘了交代：演讲结束后绝不准用公款请此前高官吃饭。
　　你说听了人家这番教诲，谁还敢再跟老头子理论马克思、毛泽东?再就更别提讲解什么林肯、华盛顿了。所以说，来曼哈顿做生意、抄美国人的底、救华尔街的市，就是来曼哈顿卖嘴卖舌头，专门贩卖咱们自己家祖宗那点事，你一不留神也怕在曼哈顿碰得头破血流，弄不好就得留一堆学术笑话给人家当佐料。
　　其实，“郡县”与“封建”、“公田”还是“井田”、“科举”还是“选举”，这些问题是中国几千年来政治生活的核心，恐怕也是中国社会政治之根本，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几千年下来，中国的学者们争来争去，也大致都是围绕着这些问题在争个不休，至于它是否可以叫作“儒法斗争”自然可以另说，但如果看不到这些问题，甚至完全抛弃了这些问题来袖手空谈或者清谈，则必然如瞎子摸象，而倘若简单地把中国的问题认作根本在于“缺乏西方式的自由民主”，那恐怕就更是流于道听途说、缘木求鱼、无的放矢了，在我看来，郡县与封建、公田与井田、科举与选举，——这些问题如果放在今天中国的语境中，说它也就是宏观调控与“放权让利”之争、是维护土地集体所有制与土地私有制之争、是建立现代公务员制度与实行多党竞选之间的论争——这恐怕也不能说是牵强附会吧。只不过，如今看明白这一点的人之所以不太多，恐怕还是淡忘了毛主席的教导：割断了历史，也就没有了未来。更有甚者，邯郸学步，西洋的没学会，自己根本是什么也忘记了。
　　说完了“经学家”就该再说说“经济学家”了，下面要说的这位和摩西教授一样有趣的老头名叫皮大卫(David M Pidcock)。认识了许多年，我的感受是：和老摩西这种人混才知道学问少，听皮大卫“爆料”方知道资本主义水深。
　　皮大卫是一位特殊的银行家，号称能够“玩转资本主义”的高超的投资人，一头专挖华尔街和伦敦股票市场墙角的老鼹鼠。而与一般妁经济学家“只说不练”不同，皮大卫先生则是“又说又练”，而且是“练得比说得更精彩”。皮大卫皮老头创立的“理性经济研究所”(TheInstitute For Rational Economics)分别在英国伦敦和印度新德里设有分支机构，而该机构的工作中心，就是揭发资本主义运作的核心秘密，尤其是专门分析和揭发金融市场上的黑幕。汇丰银行董事局主席斯蒂文·格林先生来中国访问，不幸与皮大卫狭路相逢，格林主席甚为狼狈：皮大卫!怎么哪儿都有你啊?皮大卫则皮笑肉不笑道：应该说我们形影不离，而且我的消息比你还快啊!(与皮大卫这种“野路子”不同，斯蒂文。格林出身于著名的伦敦经济学院，现任教于该校政治学系的林春教授曾经告诉我说，格林先生自从学生时代起就一向彬彬有礼，属于那种典型的老英国绅士教育的产物。)
　　像马克思自称是叮在资本主义躯体上的牛虻一样，皮大卫是不折不扣的叮在华尔街大鳄们身上的蚂蟥。他之所以深深爱上这种密探式的经济情报搜集工作，理由非常简单，即作为投资人他必须确保自己投资的成功，而这种投资的成功则基于他对资本主义的清楚认识：资本主义首先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是特殊的“人脉”，而根本不是什么理性的市场交换。他主持的“理性经济研究所”的工作目标，就是对主宰经济和投资活动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社会关系作精密研究和调查，甚至是不择手段地掌握、揭发和洞悉权钱交易的关系网，而不是去埋头研究什么市场的理性模型。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一定是权钱勾结，一定是最大利益集团的操纵，如果从抽象的市场理性角度看，资本主义的盈利活动恰恰是高度非理性的，资本市场从根本上说是被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被最大利益集团的利益所支配和操纵的。因此，如果说华尔街是世界资本运动的心脏，那么皮大卫这个七十老翁则是在此区域几十年长期蹲守的“老片警”，而他的葵花宝典，就是怀里揣着的世界金融大鳄们的社会关系联络图和活动时间表。
　　马克思说商品社会是个谜，资本主义除了秘密之外什么都不是，而皮大卫之所作所为就是专门刺探情报、揭发投资秘密。皮大卫长期热衷于“爆猛料”揭发华尔街管片的秘密，在一定程度上，据说还是由于他的赎罪意识。——在这一点上，皮大卫也算是个银行家中的例外，那就是他赚钱赚多了，心灵里确实还真有了点荒原感”，即他这个人还真有点“现代主义”式的双面性格。大卫出身银行世家，他的祖上是英国东印度公司重要股东，参与了对印度的殖民活动和对中国的鸦片战争。研究亚洲历史、亚欧关系史，特别是金融史、殖民史，这对皮大卫来说简直就是“家学”，关于1840年前后那段历史，皮大卫查查家谱就能明白许多咱们不了解的真相。从小就“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他恐怕比胡绳以来一切中国历史学家都明白鸦片战争究竟是怎么回事。
　　在皮大卫看来，鸦片战争当然不是中英两国之间的战争，而是中国与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主导的伦敦金融市场之间的战争。1830年以降，东印度公司和英格兰银行通过公司股票和期货交易，重新组织了一个联系英国－印度－中国－美国和美洲－非洲的新的世界经济结构和世界贸易体系，这个体系中的棉布－茶叶－白银－棉花－奴隶贸易，都是由东印度公司和英格兰银行的股票、期货交易所支配的，也就是说：在这个体系里面，除了英国是“管账的”之外，其余的各位全是“跑腿的”。表面上看中国是被英国的武力打败了，而实际上是整个亚洲经济贸易体系被英格兰银行主导的新的世界经济体系彻底征服和边缘化了。军事技术的欠缺使中国和印度被武力收编进英国主导的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之中，但更为重要的则是：软实力的欠缺使得中国和印度无法形成强有力的货币信用制度，从而在跨国的区域性贸易中不能形成独立的区域性货币，转而就不得不依靠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的汇票和股票，这才是亚洲衰落的真正原因所在。皮大卫的结论是：西方最厉害的不是大炮，而是银行——是股票、汇票、期货有价证券这一系列信用工具。而这个东西其实就叫“资本”。
　　抚今迫昔，在皮大卫看来，无论今天的中国和印度是否完成了军事上的革命，无论这两个国家是否正崛起为世界经济贸易大国，而只要他们在亚洲和世界贸易活动中还不得不依赖美元和欧元，只要中印依然还是所谓的“金砖四国”的主要成员，中国还是拥有美元最多的国家，那么它们的命运就必然依赖于纽约华尔街和伦敦股票交易市场，他们就依然还是被剥削的对象和西方国家转嫁经济危机的基本目标，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中印两国其实从根本上还并没有真正走出鸦片战争(所造成的世界体系结构)。——除非它们有朝一日，能够在亚洲各国之间形成一种不同于美元和欧元的区域性共同货币。——而这又谈何容易。
　　由于马克思《资本论》特别是其第四部分《论国家》的隐而不彰，我们今天恐怕已经很难全面地了解马克思关于现代国家的起源与资本主义之关系的论断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列宁、布罗代尔等人的论述中看到马克思的思路的沿展，正像马克思首次提出了长途贸易与信用制度、与汇票的关系，而布罗代尔等人则发展了马克思这一论断一样，列宁指出了中世纪以降，欧洲国家间频繁的战争与资本主义制度形成之间的关系。正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这位对欧洲现代国家制度的形成有着精深研究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欧洲现代国家制度是在欧洲中世纪以来长期的军阀混战中产生的，这特别意味着——欧洲现代国家的规模、现代欧洲基本的政治单位，是由“在彼此毁灭中建立起来的武力平衡”所决定的。他进一步指出：在1490年，欧洲的8000万人被分成200个国家，而今天的约6亿人则生活在不到30个国家里，而决定现代欧洲政治单位大小的不是别的，正是这种“彼此毁灭的武力平衡”，这种平衡使得欧洲既不可能分裂为中世纪的城邦，但是却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统一的欧洲”。而正是战争——彼此毁灭的武力平衡，使得“现代民族国家”成为欧洲基本的政治单位，它同时也更深刻地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与欧洲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查尔斯蒂利这样写道：
　　从历史上看，很少有欧洲国家能够从当下的财政收入中支付它的军事开支。于是，他们必须以各种形式的借贷来应付军事开支的短缺：让债权人延期受付(由于不得不从客户强行贷款、向银行家借钱，所以就不可避免地要让银行家获得分享未来政府财政收入的特权)，促使了跨国的资产阶级的形成。毫无疑问，贷款的可利用性取决于资本家的存在和出现。资本家正是作为贷款的筹集者、偿还贷款的政府财政收入的管理者来为国家服务的，更为常见的是，资本家作为公债的组织者和持有者出现，而他们的活动促进了国家的货币化。
　　因此，现代西方政治学的核心与实质在于：战争的规模决定了欧洲政治单位的规模，而欧洲战争的规模又是由战争贷款的直接提供者——欧洲银行家和资产阶级所决定的，正是这一点，可以最为简捷地说明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及其与战争之间的关系。也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才能像皮大卫那样深刻地揭示鸦片战争的实质。
　　作为华尔街最讨厌的人，作为一个老鼹鼠，作为叮在华尔街拓荒牛身上的老牛虻、作为一个游走在纽约和伦敦股票交易所之间的老侦探，皮大卫在9·11之后点的第一炮针对的就是安然公司(Enron)，而实际证明，安然破产案是一个典型的近乎完美的金融危机案例。按照他后来的说法，9·11之后一个多月就爆发的安然破产案，才是当前美国金融海啸的真正先声。
　　安然公司是美国的能源巨人，其自有资产为九百亿美元，每年经营收入过千亿美元。这个1985年成立于布什总统老家德克萨斯的小公司，利用美国政府1980年代后期以来的能源开放(即将能源私有化)、解除管制(即股份化)的政策，迅速垄断了美国能源(包括电力、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并将能源供应引入股票和期货交易市场。在十年的时间里，安然公司迅速爆发，其业务遍及美国和全世界，公司股票由数美元上升为八十九美元每股，这种令人叹为观止的股票增值，不但在知识经济的泡沫时代压倒诸IT企业而独领风骚，而且，在9·11之后美国经济低迷的状况下，安然更是一枝独秀。吸引大批股民在9·11之后追捧能源类股。
　　安然迅速崛起的秘密究竟何在?这是皮大卫长期探索的课题之一，对安然的研究和侦查费了他许多脑筋和金钱，而他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安然的经营实际上近乎一塌糊涂，它爆发式崛起的真正秘密不在于产品的先进性和经营理念的创新，而在于它背后无坚不摧的关系网：安然这个私营的能源巨人公司其实是美国政治经济统治的工具，在所谓“自由市场”背后有一个钢铁般的武士为其站岗守夜，而安然公司的守夜人就是CIA、五角大楼和美国财政部。
　　按照皮大卫搜集掌握的材料，安然公司CEO“雷总”(Kenneth Lay)本人系五角大楼官员，在越南战争期间供职于此。而安然董事局另一个重要成员“魏总”(Frank Wisner Jr.)的老爹，即CIA前总负责人“老魏总管”(FrankWisner Sr.)，换句话说，“小魏总”其实是与小布什总统同为一个CIA大院里玩大的“干部子女”。而与此同时，“小魏总”还身兼多任， 一一他同时还是美国保险业巨头AIG的董事局成员，而AIG的军方背景有目共睹，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中扮演的角色，包括与中国国民党四大家族之间的财务联系，均有据可查。还有，美国前财长鲁宾(Robert Rubin)作为花旗集团的“独立董事”，更是安然“雷总”的多年至交，而因为这层关系，安然与花旗集团、AIG成了一荣俱荣、一毁俱毁的表兄弟。而且安然的“表兄弟”企业还不止这几个，更为著名的则是切尼副总统旗下的哈里波顿(Hallibur-ton)公司——众所周知，连美国打伊拉克的大兵的吃喝都是这家公司操办的。
　　这才叫“贾不假，白玉为堂金做马；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四大家族”背后站着五角大楼加CIA，用咱们伟大的《红楼梦》里那个包打听小门子的话来说：无论你是奥巴马还是奥巴牛，其实都不过是个新上任的贾雨村，如果你啥都没整明白就想搞什么大民主——那你就算是活得不耐烦了。人家垄断了能源，更掌握着兵权和秘密警察机构，顺理成章的想搞谁就搞谁，既然能把你“民主”上来，同样也可以把你“民主”下去。
　　也是根据皮大卫无孔不入的调查，1998年，安然公司通过老布什总统的关系，说服小布什总统，强迫阿根廷政府将修建一条天然气管道的合同包给安然，而作为回报，布什家族的一个密友当上了这个项目的总裁。1993年，布什政府成员、安然前财务部主管托马斯，凯利迫使科威特政府将重建舒艾拜(Shuaiba)电厂工程的订单交给安然，尽管安然的报价要大大高于其他公司，科威特政府也只能照单认宰。1991年，安然拿下了印度大柏(Dabhol)电厂工程，成千上万的当地居民因家园被毁而上街抗议，而安然公司的回应是雇佣印度军警大肆镇压民众示威，“世界人权观察”对这种由美国政府背后支持的镇压大声抗议，但布什政府对此充耳不闻。1992年，安然在大选中两头提供政治献金——而结果证明它大笔的金钱没有白花，克林顿政府上台后，立刻积极说服印尼苏哈托家族将印尼最大的能源项目交给了安然。同年，也是在克林顿总统的亲自说合下，安然拿下了由俄罗斯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管道的建设工程项目，于是，美国借助安然公司掌握了连接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能源通道，这合同一签就是十年——闹得普京今天想给天然气管道改线根本就做不到。——而1998年。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安然“雷总”抚今追昔，壮志凌云地展望公司前景说：“我们对发生在苏联、东欧、中亚地区迅疾的市场自由化脚步乐观其成，市场自由化将在能源和电力贸易方面为我公司和整个世界提供更为诱人的发展机会，我坚信：中国随后就会赶上市场自由化的步伐，如果它不想自外于世界的话。”
　　这企业家的口气简直比布什还大，但也更加充分地暴露了官商勾结的精英利益集团本质，这其实就是安然在短短十年迅速崛起爆发的秘密。
　　不过，正是对安然的长期调查和跟踪使得皮大卫认识到：安然的前景不妙，安然向全世界扩张的增长神话是靠它背后的社会关系来维持的，而维持这种社会关系则耗费了安然巨大的开销，导致了大量的隐形财政支出，这使得安然的财务体系即使不是一塌糊涂，恐怕也是黑账假账一大堆，难得一见天日。而且，安然不但长期向民主、共和两党支付政治献金，同时更要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制定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持，这就需要供养研究所、提供所谓“非政府组织”基金、支持包括“达沃斯论坛”这种资本家的喇叭，安然旗下的“民间机构”包括美国企业家协会、美国政策创新协会、美国“结构融资实体”，这些智库既是安然和美国政府开拓世界市场的软力量战车，而随着其分支机构遍及世界，其花销和支出也日益庞大。——用皮大卫的话来说，随着安然不可告人的秘密越来越多，它为了保护这些秘密所支付的成本也就越来越高。他断言：安然的财务报告必定不实，无论它怎么遮掩，总会有露兜走光的那一天。
　　而且问题还不止这些，当皮大卫将目标盯住了安然的财务总监Andrew Fastow之后，令人震惊的一面出现了。表面上看，安然的这位财务总监安德鲁·福斯托(Andrew Fastow)——我们简称其为“福总”——是个行事格外低调的人物。这个四十岁的律师，两个儿子的父亲，将主要的业余时间用于充当儿子的体育教练，或徜徉于纽约的现代艺术画廊，资助各种学术机构。他社交圈甚广，但唯独商界中人对他最为陌生，尽管养着一大堆媒体，这个大款的主要特点却是从来不上电视——即使是安然事发之后，作为主要责任人，福总的律师依然援引回避法案，使他得以免除面对电视镜头的曝光。但是，皮大卫的调查发现，如果说“雷总”等人代表着安然的公开的一面的话，那么正是“福总”这个神秘人物构成了安然见不得人的另一面。这位神秘的“福总”实际上长期负责将公司财务变成董事局主要成员的个人金库，并负责伪造公司业绩报表。而通过这样的手段，安然公司上层所分的不是公司的盈利，而是股民和银行的贷款。——所谓无利不起早，安然的董事局成员当然一天都不会给资本主义白忙活。
　　9·11之后，当全球都在追捧能源股的时候，皮大卫果断看跌安然股票，同时，他将自己所搜集的安然的秘密写成一本名为《下一场世界大战》的“非法出版物”，四处散发，见谁给谁塞上一本——开始大家以为他是钱赚多了吃饱了没事干专门玩“恶搞”，始料未及的是，安然的命运不幸被他所言中。
　　2001年10月16日，安然公司发布了第三季度财务报告，虽然表面上安然的经营收入较上一年第三季度一举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九，达到了476亿美元，但是令投资者大跌眼镜的是，安然居然一次性冲销了高达10.1亿美元的税后投资坏账，这笔巨额的坏账冲销不仅抵消了其在该季度的所有经营盈利，而且造成了6.18亿美元的净损失(折合0.84美元／股)。更令投资者震惊的是，在这笔坏帐冲销中有3500万美元，是由安然总公司与两家名为LJM CAYMAN LP和LJM2 CO-INVESTMENTLP的有限合伙之间的套期交易所造成的，而这两家“LJM合伙”一直是由安然公司的首席财务官“福总”所独立经营和控制的。
　　在稍后举行的与证券分析师讨论季度财务报告的电话会议上，面对证券分析师们的质询，安然又进一步承认，由于“福总”的LJM合伙所投资的一家结构融资实体与安然之间所进行的一系列复杂交易，安然公司不得不回购了5500万普通股股票，因此股东权益减少了12亿美元。
　　10月17日，美国证监会致函安然，开始就可能存在的关联交易问题进行非正式的查询。与此同时，皮大卫所搜集的那些关于安然公司的小道消息部分内容开始在《华尔街日报》上以“消息人士透露”的名义刊发。也正是由此开始，“华尔街的9·11”——安然公司假账案爆发，一个月后，美国能源巨人安然公司轰然倒塌。
　　事后证明，安然假账案的细节极其复杂，但总体思路却相当简单：首先，“福总”实际上手下管理着三十多个小公司，LJM只是其中之一，安然一方面将其亏损划到这些小公司账上，而另一方面再把小公司的盈利转移到安然名下，而只有这样，安然公司的财务报表上才能长期红旗飘飘。而只要安然公司财务报表上红旗飘飘，那么安然就可以大肆利用这种财务报表上的“红旗飘飘”以换取超高的信用评级，有了高的信用评级，安然就可以从股市上圈来大笔金钱，同时再从银行获得低息贷款，从而再反过来不断冲销小公司的坏账。
　　实际上，从今天的角度可以清晰地看到，安然所玩的游戏，其实与2008年9月以来引发世界金融海啸的华尔街上的大公司的所作所为一模一样，但是，在当时安然却仅仅被当成了一个个案来处理，没有引起全世界的高度重视，这与其幕后力量的遮掩和“摆子”关系巨大。而玩安然这种循环游戏的关键在于是否有人去爆料，如果没有人去揭发秘密，游戏或许将永恒继续，而一旦有人嚷嚷，而且坚持不懈，终于嚷嚷得大家开始将信将疑，哪怕最终结果只是导致证监会象征性的“非正式的查询”，则游戏立马面临终结。因为这里的关键是：哪怕只是美国证监会象征性地过问，那也必将导致安然公司在标准普尔、穆迪这样的评级机构那里的信用评级下降，而一旦信用评级下降，则企业立即会面临三大致命后果：一，公司不可能再低息从银行贷款；二，此前的贷款将提前到期；三，危害投资者信心，公司股票下挫。
　　而正是在资金链条断裂、债务提前到期和资产缩水三重打击下，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能源巨人安然就雪崩一般地暴露出巨大的坏账和亏损，并使得任何妄图挽救它的力量不得不望而却步，最终不得不听任其宣告破产。——与此同时，安然的大笔盈利不翼而飞，而包括“福总”在内的公司高层全身而退，并没有受到任何追究，只剩下大批悲惨的股民呼天抢地，只能自认倒霉。
　　1990年代末，我由于在杜克大学的学术会议上宣读关于广东公行和鸦片战争的论文。而偶然结识了皮大卫先生，正是通过他无私的帮助，我得以查阅汇丰银行史，了解了汇丰作为广东公行的合伙人的发家历程。如今想来，如果说老摩西给我的启发是做学问如同考古，而皮大卫给我的启示则是搞研究如同探案。
　　2008年9月13日是我来纽约的第二天，当晚皮大卫请客，酒足饭饱之后，同去哈德逊河散步，当年中国历史学家黄仁宇在纽约一个偏僻的学校里教书，大概就是长期徘徊于此，才写下了著名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由于第二天就是中国的中秋节，背靠曼哈顿，面向新泽西，我看来看去，便说这美国的月亮还确实真是不圆。皮大卫却在一边冷笑道：你这中国佬初来乍到，还倒是有骚情看月亮，我估计啊——你这一回能否拿到自己的工资都是个问题哩。
　　我说不会吧?皮大卫笑道：等着瞧吧一一两天之内，华尔街必有大事发生。当时我还以为他喝高了，再说华尔街关我个屁事，除了买菜我根本就不会去那里转悠(曼哈顿的唐人街所在的Canal Street离华尔街只有一街之隔)。
　　果然两天后的9月15日，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当日美林证券和雷曼兄弟应声倒下。人类历史从此翻开新的一页。
　　一个月后再见，是在42街有名的中国菜馆“唐亭”。皮大卫问我中国对金融危机的看法，我自然语焉不详，只是据大家说这只不过是“信心的危机”云云。皮大卫则一脸假笑，我问他笑什么，皮大卫先是伸出一个手指头：“第一，信用危机。资本主义的生命在于信用，而美国资本家恰恰最不讲信用。”然后他又伸出第二个手指头：“第二，阶级斗争。少数人卷走了大多数老百姓的钱，而且是以他们永远也看不明白的方式。”
　　好在多亏纽约大学当局的精明管理，我总算拿到了自己的工资，而我的美国同事们却不幸损失了他们未来的保障——养老金。据说哈佛大学就没有纽约大学这么幸运，因为他们的校董把学校的经费投入了华尔街的股市。而这再次表明，学院里的知识分子完全不是资本家的对手。

只会英语的我都不好意思上街跟人打招呼。

 

狮子座就要过去了。我们听点好听的吧。

Michael Jackson Medley

刚才贴了图片，现在贴个视频。

视频中言论不代表本博客及楼主立场。哇哈哈。

 

“我的家就在二环路的里面，
我的家就在钟鼓楼的这边，
我的家就在这个大院子里边，
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家就在，这个地球的上面。”

lili给我听的歌。

Young For You

 

sunday's coming i wanna drive my car
to your apartment with present like a star
forecaster said the weather may be rainy hard
but i know the sun will shine for us
oh lazy seagull fly me from the dark
i dress my jeans and feed my monkey banana
then i think my age how old, skyline how far
or we need each other in california
*you show me your body before night comes down
i touch your face and promise to stay ever young
on this ivory beach we kissed so long
it seems that the passion's never gone
*you sing me your melody and i feel so please
i want you to want me to keep your dream
together we'll run wild by a summer symphony
this is what we enjoyed not a fantasy
the tin-man's surfing i wanna try my luck
to the top of tide rip like just have some drugs
i know you have no blame for my proud moonish heart
welcome to the golden beatnik park
oh diamond seashore drag me from the yard
incredible sunward i watch as you're in photograph
for camera your smile's so sweet, palm trees' so lush
would you believe my honey it's califonia
*you show me your body before night comes down
i touch your face and promise to stay ever young
on this ivory beach we kissed so long
it seems that the passion's never gone
*you sing me your melody and i feel so please
i want you to want me to keep your dream
together we'll run wild by a summer symphony
this is what we enjoyed not a fantasy

 

Dragon Fist from sun haipeng on Vimeo.

 

Super Baozi vs Sushi man from sun haipeng on Vimeo.

小家伙10岁了，上小学三年级。在幼儿园和学前班的时候，和一个挺漂亮的小姑娘就是同班。这一年春节得了压岁钱之后，老妈发慈悲心给了他400块花，开学以后，小家伙大手笔请吃饭，邀请了漂亮姑娘、漂亮姑娘的绿叶朋友、情敌，一行四人到某个高档餐馆（当地400块已经很高档了）愉快地共进了晚餐，在同学中引起了轰动。终于，这件事儿传到了班主任耳朵里，班主任就问绿叶怎么回事儿。绿叶没有义务保密，当场全招了，随后通知小家伙她招了。班主任跟老妈反映了情况，老妈还算是沉得住气，没有立刻找小家伙谈心，只是慎着他。小家伙已经得知腐败之事泄露，但是又不敢探听老妈口风，终日惴惴不安。一个多月以后，路过商场看到一个小玩意很喜欢，不由驻足观望。老妈很狡黠，说那400块你也别老攒着了，该花就花，这不是不懂事儿，给你钱就是让你花的。小家伙听闻此言，终于不堪重负，心理瞬间崩溃了，哇哇大哭，说出了一些惊人的话：

1. 妈妈，我错了，我不该乱花钱，但你知道吗，这五年来，我爱的好辛苦啊……

2. 妈妈，我虽然得到了她，但我失去的实在太多了，同学们说我烧包不理我，我的学习成绩还下降了好多，你说我牺牲了人际关系和学习成绩换回她，到底值得吗？

3. 妈妈，你知道我为什么邀请我那个情敌吗，因为我要在他面前证明我的实力

甭管是真是假，说得挺好。

Quote

国庆60周年前夕一位老同志的谈话（多方消息称是万里）

（此稿由四次谈话整理而成，经谈话人审定。标题为整理者所加）
     建国六十周年了，听说正忙着阅兵准备，我已经老了，腿脚不灵了，可能去不了天安门城楼了。以前，我不分管宣传报道这一块，但我知道，为了六十年大庆，会有很多大规模的宣传，主要为了宣传国家的成就和进步，这是六十年来的老办法了，一直没有变过。前些天，中央党校一位年轻的教授到我这里来聊天，他很年轻，很有思想的。他总说他是改革的一代，而我这样的老头子是革命的一代，现在的年轻人思想很活跃，给我出的难题不少，有些看法好像冒犯了我们党的一些说法和做法。可是，和他们谈得多了，我就越相信，他们还是真诚的，没有乱来的意思。有时候，我觉得被他们的问题冒犯了，这可能说明我本人还不如这些年轻人真诚，我只是经常告诉他们，年轻人要多知道一些历史。

前些天，他又来了，说要向我请教历史，问题还不是他提的，而是他教的那个地厅级干部班的学员提的，他说他回答不出来，就把问题提给了我。那些学员干部在讨论时提出的问题是：建国都六十年了，我们国家的哪些东西没有变？为什么没有变？会不会变？他的意思我明白，六十年大庆的宣传报道天天向老百姓说发生了什么样什么样的变化，能不能换个角度来想一下，一个国家让一个政党领导六十年了，也不算短的时间了，这六十年到底应该怎么来概括、怎么来总结，我们党有责任向老百姓说清楚讲明白。一时说不清楚讲不明白，有疑问，也没有关系，重要的是要讲出来，公开讲出来，不要藏着不讲或私下里讲。建国都六十年了，还不能公开地讨论一些问题，这六十年该当何论呢？我们是过来人，有责任说清楚讲明白，尤其是一些基本事实，一些基本道理，不能令已昏昏，也不能让人昏昏。
    我告诉年轻教授，建国六十年了，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变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最基本的事实是，这个国家还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事实谁都明白，但这个事实的背后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党有7000多万党员，是一个最大的党，而这个党至今还没有在社团管理部门登记过，这个事实背后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家还没有一部《政党法》，六十年了，还是空白，没有变，我们国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国家还是党的国家”，而不是“党是国家的党”。六十年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概念没有变。在财政上，党库与国库之间的那堵墙还没有建立起来。再看看，数百万军队还叫解放军，没有变，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武装力量。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党军一体没有被国家对军队的领导来代替。六十年了，这一点也没有变。即便在党内，六十年了，也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选举制度，更不用说在国家范围内了。经常说到的协商，实际上还是战争时期的秘密运作传统。这都是一些基本的事实，它们能引伸出什么基本道理，应该好好讨论。这些讨论离不开这些基本事实的，年轻人真应该多多了解历史。我记得建国初期，几个民主党派人士给中央写信，建议把中南海还给老百姓，这个皇家园林最好作为公益文化的纪念物保存下来。80年代初，书记处又接到过类似的建议，还加了一条：党中央机关应该挂牌办公，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等，都是执政党的机关，不是非法的地下机关，这个建议转了好几个书记的手里，最后没有上会讨论。这两件事，也是六十年来没有变化的.

后来，教授告诉我，他自认为对一些问题特别有研究，但还是没有想到怎么样来理解这么一些基本事实。我通过很多渠道知道这十多年来的新思潮、新提法，不管什么样的理论什么样的流派，对国家六十年变化了的东西、没有变化的东西，先要搞明白基本事实。有些东西应不应该变、可不可以变、能不能变，要区分起来，比较困难。要讨论问题，那就从搞清楚基本事实入手。我对年轻的教授说，你提那么个问题，我别无选择，只有说事实，基本的事实。基本事实搞明白了，有头脑的人就会思考了，这种“没有变化”是一种政治优势吗？还是一种政治惯性？还是一种政治停滞？都要好好研究，要具体分析，不要下空洞的结论。
    前些年，一位老同志病重，我去看他，他花了一个多小时向我说他对国家、对党的现状的种种担忧，说很想对中央领导同志直接谈。他说他没有这个机会了，我说，我保证转达到。后来，一位常委同志来看我，我就传了话，我特别忘不了的是，这位老同志专门提到，革命了一辈子，到头来怎么向老百姓、向历史作个交代，还有那么多疑点没有搞清楚，怎么交代才好呢？建国六十年了，我想，这是好机会，应该好好总结，好好讨论的。我是个老头子了，为国家为党也工作了一辈子，那种感情是怎么也割舍不了的，可我一直就不同意“辉煌五十年”、“辉煌六十年”的提法。这不符合事实的。大跃进困难时期那三、四年，“文革”动乱那十年，总不能说是辉煌的吧，宣传用的词，也要讲究精准，要符合基本事实。你不把那几年扣除，老百姓在心里会扣掉的，历史学家也会扣除的。普通党员也会那么做的。在90年代的那几年，我说过不止一次，政治宣传离事实太远，那叫什么？那就是不文明的，是野蛮的宣传。那几年治理码头车站上的野蛮装卸，这野蛮宣传也要治一治。我的话没有人听。这六十年来，为什么这一点没有变，不但年轻人要想一想，我们这些过来人更要想一想，这叫反思。六十年了，应该好好庆祝，也应该好好反思。要举国反思，要举党反思。一个执政党，一个大国的唯一的执政党，执政了六十年的执政党，总应该有起码的反思勇气吧。这实际上是一种责任，是政党的责任。这反思，肯定会引出许多不同的看法来，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要是搞得气氛紧张，搞一些封杀动作，这显得我们共产党人太没有气度了。在我看来，老百姓的看法，民主党派人士的看法，专家学者的看法，政治上不得志的人的看法，这四类人的看法，尤其应该好好听听，封杀不得，六十年了，我还在这里说一些一千多年前古人说过的那些道理，想起来让人感到很不舒服。

有一位八十年代初主持书记处工作的老同志，晚年在深圳住过几年，有一次我去看他，谈到他那曲折的人生经历，他说，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党，他有一大欣慰，两大遗憾。欣慰的是，他亲手推动的华南地区的改革开放成为国家发展的先行者。一个遗憾的是，没有能为党的历史上一个重大冤案平反，另一个遗憾的是没有推动党对不同意见的容忍政策。他的话不多，说完了，我们俩只是相对无语。建国都六十年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些政策有些政治上的理由，那也不至于六十年来都是如此呀。那些理由现在还存在吗？还站得住脚吗？如果那些理由还站得住脚的话，那么，六十年的政权建设、思想建设、文化建设，还能用“辉煌”两个字来概括吗？容忍不同看法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只能说明，斯大林主义的那一套还在作怪：革命建设越成功，敌人的反抗就越严重。否则，何至于六十年在这一方面还没有变化呢？那位老同志前几年已经故去了，他的夙愿还依然是个夙愿。这怎么向老百姓交代、向历史交代？从国共第一次合作分裂开始，到1949年我们赶走国民党，国民党压制了我们22年，封杀我们的报刊，捕杀我们的党员，在学校里压制不同的意见。历史证明，他们失败了。我们绝对不能用类似的手段来对待不同意见，对待其他人士。六十年对二十二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时间概念？
    我曾经是这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现在享受着很高的政治待遇。我问年轻教授、由我来说出这些话，是不是让他觉得不可思议呢？他老实告诉我说，他真的不知道是不是不可思议。我想要说的是，正因为是高级干部，就更应该从历史责任的高度来考虑问题，否则，高级干部就等于高级官员，这万万要不得。历史责任就是一个政治伦理的问题，对一个政党要负责，就要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对许多问题想了很久。记得七十年代末的时候，乔木同志有一次党内讲话时提到了政治伦理这个词，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有一次开会休息的时候，我专门向他请教，他说他经历了党内太多的风风雨雨，政治伦理问题真是一言难尽。可惜他后来再也没有谈过这个问题。是啊，到了建国三十年，党内才有这么一位大秀才提了这么一句。之后，又不提了。又是三十年了，还是没有人再提。我是做具体工作的，没有那么高的理论水平，可脑袋里一个疑问转了三十年了：我们共产党人就那么不堪谈政治伦理吗？我要说的是，人家封杀我们22年，我们就有必要花六十年时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这样的道理不就是政治伦理问题吗？我们不公开谈，能阻止老百姓去想这样的问题吗？这么多问题，在那次深圳谈话以后，一直在我的脑袋里撞来撞去，赶也赶不走。说老实话，我还没有想明白，这恐怕不能用“只缘身在此山中”来解释。这正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好好研究的。
    去年，在电视上看到我们的领导人在国庆那一天到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行礼献花。后人向过去为主义、为理想的献身者表达敬意，不正是一种基本的政治伦理吗？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共产党掌权，这是基本的事实。可是，有谁站出来向老百姓解释一下，为什么过去五十多年就没有这样做？没有，连个简单的交代都没有。看来，要一下子找回政治伦理也难。你属下几千万党员，你治下十几亿国民，五十多年了，连个庄重的致敬仪式都没有，是不是应该有个庄重的道歉呢。谁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情，谁做错了事情，谁就要站出来担责任的。这是起码的伦理。我们党有不少人总是习惯夸耀说现在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同时，却对过去为什么不做正确的事情连个起码的交代都没有。人们常说浪子回头金不换，这金不换要有前提，就是要有反思，要有承担责任。我们这么一个泱泱大国，这么一个堂堂大党，总这样含混过去，成了什么样子！用人用错了，举荐的人不负责任，考察评价系统也不负责任，协商机制不负责任，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只管查处，不管用人过程中的失察责任，把人关起来了或者枪毙了，就算了结了，还要说查处此人是伟大的成就。这样，这个国家不就成了没人负责任的国家了吗？我们的党不就成了没有人负责任的党了吗？这么下去，这政治伦理又从何谈起呢？
    仔细想想，我们党的那些重大失误都属于撞到了南墙上才回头的，这堵墙是自然规律、国家发展的客观规律，你违反了规律，就头破血流了。为什么会这样？六十年了，我们国家没有成长起应该有的社会性力量来与我们共产党竞争，来提醒、来监督我们党，那些不同意见统统因为不能反映我们党的正确就听也不听。那么全权施政，那就全权独担责任吧，又不是。六十年里有多少时间，国家发展受到阻碍，国民的发展机会失去了，宪法权利也得不到实现。这种现象是很不伦理的。那位让我传话的老同志对我说过：你我都垂垂老矣，怕的是盖棺难定论呀！我已经走到了晚年的晚年了，这样的自责总摆脱不了.

人一旦有了伦理责任，肯定活得不轻松。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大概也是如此。我这么一个老人总想和年轻人在一起，就是要竖起耳朵，听听这些后来人怎么说我。这位年轻教授对我说，六十年了，我们国家还没有出现完整意义上的选民，我们党也没有出现权利完整的党员，我们还没有建立起来容许其他人发挥政治作用的制度，这些是不是您个人最大的不安？我和教授的忘年之交，是因为他通过我的孩子转给他写的一篇短文，他说他不为了发表，只是希望能在党内流传，引起讨论，文章说的是“党章”上的那么多权利为什么落不到实处，为什么落不到实处却又不加修改。我就找他来谈了很多次。还是要从基本事实说起。从建党的时候起，我们党就说自己代表了农工，四九年以后，又说代表了几万万中国人民，到建国六十年的现在，还是这么来讲。大家同时还看到，六十年了，并没有严肃严谨的政治程序来赋予那种代表权，选举的、非选举的，都没有。
    老家的一些省市长经常来看我，我总是对他们讲，你们的职位是需要选举才能得到的，要凭自己的本事来当选，不要老是寄希望于人大代表团中党组织的幕后作用。靠这种作用选上的，脸要红的，对有选举权的党员进行党纪约束来统一贯彻党的决定，这就是“议会中的党员活动”，应该是合法的，可是，在很多情况下，这就变成了压制不同意见的优势，哪里有像共产党这样大的党团呢？这不是平等竞争的机制，六十年来都是如此，没有变，很难说这样的程序是严肃的、严谨的。依照现在的选举法，这没有违法之处，但却是违背政治伦理的，等于一家政党掌控了选举机器，民意要真正表达，就是一件难事了。这是谁都看得见的。
    党校这位教授告诉我，六十年来，共产党应对各种危机，比如政治动荡、内部纷争、舆论压力、人事不正常变动，已经有了许多很定型的危机处置办法了，人才也聚积了不少，有这么大的优势，为什么还没有打算搞平等的党际竞争呢？我说，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总觉得竞争选举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现在还有人说，在中国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条件不成熟，这好像是说，中国农民多，素质不高，中国没有民主传统，这都是劣势。可是，当这些劣势转变为优势了，共产党组织的优势可能就没有了，到那时候，就又有理由不开放民主选举了。这政治伦理上的死结，什么时候能彻底解开？六十年已经过去了，还要再等几十年？
    建国六十年了，应该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去。这个国家国民的意愿到底是什么？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表达真正的民意？这个问题，苏联没有搞明白，六十九年就亡国亡党了，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凭我几十年的政治阅历，我敢说，表达民意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设施”，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进步、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准。我总能收到许多老百姓写来的信，我就让秘书挑一些让我看看，多年来都是这么做的。去年，接到山东一位农民的信，他问我：你们北京的领导到底知道不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想要什么？我就想起六十年代困难时期，毛主席号召我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我下到农村，走了两个月，汇总起来报告给毛主席党中央一大堆问题，其中就有这个问题。四十年过去了，这个问题还是让老百姓又问出来了。老百姓从我们的广播电视、报纸上找不到答案，就又问到我们头上来了。当然，民意本身是很复杂的，有各种各样的人，就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关键是，我们党是不是正视了民意，又在用什么样的制度来保证民意能获得充分的、真实的表达。现在电视上报道了老百姓想致富想发展、想生活得好一些。这是一个进步，因为以前不让公开这么讲。这不让讲的责任，由谁来负？现在老百姓老想发财致富吗？他们想参与更多的社会政治事务，想要有更多的权利，更多的发展机会。这些为什么不让公开讲？这不让讲的责任，又由谁来负？六十年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说，在民意处理上的失误，是我们共产党最大的失误，这是要写进史书的。90年代初那几年，有不少签名信、万言书、公开信，我说过多少次，不要大惊小怪，不要乱查封杀，人家有话说，就让他说出来，有什么忍受不了的。我的话就是没有人听。一位管思想宣传的领导跑到我那里说，我不敢不管呀，中央说守土有责，我是管这个的，不管就是失责。你看看，这就是他的责任观念，就是不对民意负责。
    让我特别痛心的是，有许多人还把对民意的引导庸俗化、功利化。歪曲民意，挟持民意为“人质”，来抵制对改革的正当要求，抵制对一些错误决策的修正。这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更是违反政治伦理的。九十年代末的时候，一些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同志给中央写信，要求禁止一些学者发表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们认为，这些研究修正了过去的一些定论，让他们感情上受不了。这是民意吧，可这是什么样的民意呢？这些老同志到底了解那场战争多少？那些专家则不过是到前苏联那里查了刚刚公开的档案，做了学术上的研究。这有什么错？有一个学者写信给我喊屈叫冤，我给有关领导转了他的信，最后还是石沉大海了。那些老同志脑袋里的定论到底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从外面灌输给他们的。要用事实来纠正他们的一些老观念，就说不行，就说要照顾老同志们的感情，就说“党史无小事”，这是什么政治逻辑？
    六十年了，许多应该变而且可以变的东西，在这样的逻辑下，就变成了不能变、不可变的东西，要树立起基本的政治伦理，还有许多障碍要克服。第一条，六十年了，我们党把国家的治乱要系于一身，过去那么多年的折腾，没有不起因于我们党自身的折腾的。这让我痛心，我们党的折腾殃及了国家，殃及了老百姓。这么多年了，我们告诉老百姓说，这个国家没有共产党的话，就会大乱的，老百姓真是怕折腾怕到极点了，他们对稳定的盼望，就成了我们党再单独执政下去的“民意”，这一循环什么时候能够打破呢？
    第二条，涉及到怎么样让老百姓认清历史、认清现实，就是要认清一些基本事实。六十年来，我们说得最多的一段话是“几千万革命先烈换来了红色江山”。这是关于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最大理由之一。为了新中国，死了数千万人，这是基本事实。还有一个事实是，他们是为什么牺牲的？他们前仆后继，为的是当时我们中国共产党设立的目标和理想，现在，有多少老百姓知道那时共产党设立了什么具体目标？我知道，90年时，出过一本书，书名叫《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承诺》，很快被查封了。我让秘书找了一本我看看，用了一个周末的两天，我全部看完了，我还找了一些专门研究那段历史的专家来问了情况，他们告诉我，这本书里收集的，全部是我们党在三四十年代公开发表的社论、评论、声明，没有一份是伪造的。当时，我们党向全中国人民做了承诺，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国家。那时，国民党不搞民主，不给自由，也没有能力让国家真正独立，才有共产党肩负那些承诺来取而代之。这些承诺的确吸引了无数志士仁人。那些牺牲的人就属于这部分人。其实，那些承诺在毛主席三四十年代的许多著作中都有。可是，到了五六十年代都被那个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修改掉了。我看到过一份文献研究室送来的原稿与修改稿，当时让我心里震动很大。现在，我能公开说出二十多年前我脑袋里就产生的疑问，这么个修改法，那几千万人不是白白牺牲了吗？那是白纸黑字，确实推翻了当年我们党的承诺。说轻了，这是不尊重历史，本质上，这就是违反政治伦理，这就等于是把我们党执政掌权的基础建在沙滩上，这能牢固吗？历史总会把真相还给老百姓的，六十年不行，七十年，七十年不行，八十年，老百姓总要知道的。91年的时候，有专家给中央写出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报告，说是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毁掉了苏共、毁掉了苏联。我在这个结论下是划了大大问号的。照我看，不是公开性搞错了，而是搞迟了。在许多事情上，我们有一些人总是把经验当教训，把教训当经验，这不改是绝对不行的。
    建国六十年了，还有多少事情没有向老百姓说清楚，80年起草《决议》时，许多同志提出了许多疑问，后来都被一句“粗线条”打发过去了，这个原则在今天还在起作用，被一些人用来做为掩盖真相、推卸历史责任的挡箭牌，让我们党的改革更加艰难。去年，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一些当事人就那个历史转折的真相做了一点披露，但还是被设置了许多规矩，以致“活人讳”、“圣人讳”成了一种习惯，难改。那一年我到广东视察，就有一些当事人向我聊起1976年月10月6日的一些事情，印证了我以前的一些道听途说，这一事件的内幕，我们的老百姓在去年的一份南方报纸上看到。在处理“四人帮”过程中，党的秘密情报机关起到了特殊作用，难以说明、又不可缺少的作用，老帅要利用自己的亲属与情报机关作沟通打招呼。这一事实被隐瞒了整整三十二年。谁承担这种隐瞒的责任？一个执政党的领导人运用亲属、情报机关、军队的力量来解决党内纠纷，这种“下不为例”的事情，真的下不为例了吗？周总理在建国之初就告诫过李克农同志，情报机关不要卷入党内斗争，他的告诫防止了我们党内的那些不规范行为了吗？六十年了，执政党即使不方便向老百姓说清楚，至少也应该先向几千万党内同志讲清楚，在赞扬那些为国家进入新局面作出了特殊贡献的人的同时，也应该明确地否定他们所使用的手段，这才符合基本的政治伦理。现在，还没有听到这种否定。一个执政党执政了六十年还不注意这一点，要执政能力有什么用？没有政治伦理为基础的执政能力，会变成什么样的能力，我想，大家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
    我们党执政六十年了，开始说到了决策科学化，开始说到了权力制衡，但做得到底怎么样？看来不说到政治伦理不行，光说到还不行，还要有办法、有制度来落实这种伦理。毛主席在没有建国的时候，就提出了“为人民服务”，这是最高的政治伦理目标，可是怎么为人民服务，他老人家没有回答好这个问题。这“服务”不知要比“执政为民”要谦卑、要诚恳多少倍，但做得怎么样呢？我的结论是，光有“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的宗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一宗旨也还是要有政治伦理作基础的。有一个姓康的年轻学者前几年提出第三种合法性来源，说是一个政党只要发誓为老百姓服务，就有了执政的合法性，我看，这种看法是不成熟的，对基本事实都没有搞清楚。
    六十年了，只要关心国家发展前途的人，都会想到怎么样推进政治民主的问题，我们的老百姓、社会团体对国家政治生活既表达不了独立的看法，又参与不了实际政治过程，又监督不了执政党，人微言轻，这种“三不”状态总不能这样延续下去吧，不能总是一成不变地讲话如仪、视察如仪、批示如仪吧。要多想想执政党对国家、对老百姓、对历史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
    我这么老了，说了这么多。有些年轻人会骂我，在位的时候怎么不说，怎么不做，这种责骂是有道理的，我个人不能用客观环境、客观因素来推卸我应该承担的那一部分历史责任。说了那么多政治伦理，我本人就要好好养成那种政治伦理。80年起草《决议》的时候，小平同志说，他最有资格来评价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政治品质。可他却认为，这种评价应该让后人去做。这么一来，难题就留下了。如果后人既没有小平同志那种资格，又不讲基本的政治伦理，这事情又要赖给后后人了。总要有人出来讲话的，我算是其中的一个吧。